“胸中已有山林气，门外何妨市声喧。”通渭籍青年书法家崔富川是一个醉心书艺而淡泊名利的人。教书育人之余，他将一颗心安放在那十余平方米的“集虚斋”里，尽情呼吸着乡村带着草木清香的空气，在淡淡的墨香中潜心研读先贤作品，静静地领略古人笔下的大意境，然后展纸挥毫，于纵情挥洒中呈现性灵之笔，于凝神屏息间谛听心灵的吟唱。他说，这是他人生最大的快乐，也是他最本色的生活。

　　“集虚斋”里，崔富川远离了红尘的喧嚣纷扰，他惬意地徜徉在黑白世界里，书写自我，书写心灵。他的生活因此而散发着艺术的芬芳。

　　其实崔富川从小就对书画表现出很大的兴趣。幼年的他，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一本字帖，然而由于家境贫寒，父母无法满足他这一小小的愿望，一辈子与斧子锯子打交道的父亲，走遍全村，欲借一本字帖而不得。直到1973年，在通渭北城中学上高二的崔富川才在同学手上见到了一本破旧字帖，于是他就订了一本粗麻纸大楷本，每天中午借来那本字帖临一页，临完了就还给人家，这样坚持了一年。1975年，崔富川高中毕业后，当了民办教师，很认真地给学生题了七年大楷格，毛笔字有了明显的进步。1981年，崔富川考入甘肃靖远师范，由于他有很好的毛笔字功底，学校的小字报、榜示等活动他全都包了，老师同学看了都赞不绝口。从那时起，他买了第一本属于自己的字帖———颜真卿的《多宝塔》，从此开始了与笔墨相伴的书法生涯。

　　在靖远师范，崔富川还得到了书法造诣颇深的校长关振邦的赏识。在关振邦指导下，他临习颜真卿的《勤礼碑》、王羲之的《圣教序》。两年的勤学苦练，毛笔字有了很大进步，常常在学校举办的书画展上获一等奖。

　　1983年后，崔富川被分配到通渭北城初中任教。当时由于家庭经济拮据，他无力购置笔墨纸砚，就在一个罐头瓶里灌上水，蹲在地上用毛笔蘸着水在地上临帖，常常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他用大地作纸、清水为墨，练就了过硬的书法基本功。通渭老书法家魏岳嵩看了他的作品后曾说：“你的基本功可以，唐楷已经写得不错，下面应该在汉隶和魏碑上下工夫。”从此，他游心于《张迁碑》、《史晨碑》、《石门颂》、《刁遵墓志》、《张猛龙碑》、《张黑女墓志铭》等汉魏名碑之间，反复揣摩，用心体悟其点画风神和雄强浑穆之气，不断丰富自家书法面目。

　　在书海探索的时间长了，面对浩如烟海的名碑法帖，崔富川渐渐地感觉无所适从。他觉得自己如同蚕儿吐丝，自己把自己“捆”住了。为此，他强烈地渴望突围，更渴望获得名师指点，以明确自己书法艺术的方向。

　　机会终于来了！2007年秋天，中国书法院招生，崔富川被录取了。9月份崔富川怀揣着贷款踏上了中国书法院的求学征程。在书法院，他认识了很多书坛名家，几经点化，崔富川便有了“天门洞开”之感。在名师的指导下，他不仅苦练书法，还如痴如醉地攻读文学、史籍，研究文字学，以提升他的书法理论水平和传统文化素养。就这样，一年来崔富川对于书法的点画、结字、章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，对于空间分割、黑白对比、节奏和力度感的变化等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，对于书法源流、临帖与创作、章法与墨法以及形式结构的转换有了更充分的理解，渐渐形成了他“在临帖中创作，在创作中临帖”的书法意识。著名书法家于明诠老师称赞他说，在不断钻研，不断临习的过程中，基本懂得了“书法那点有意思的意思”。

　　在多年的书法实践中，崔富川本着临帖以养其气、摩碑以强其骨的学书要旨，以唐楷奠定扎实的基础的同时，广临《张迁碑》、《石门颂》、《礼器碑》、《元彬墓志》、《姚伯多造像记》等汉魏名碑以强其筋骨，继又精研王羲之《圣教序》、颜真卿《祭侄稿》、苏东坡《寒食帖》及张瑞图、何绍基、赵之谦、杨维桢诸人法帖以富其变化，最后将注意力集中在《毛公鼎》、《散氏盘》、《虢季子白盘》、《周墙盘》、《石鼓文》以汲取纯正的源头文化精神，取其高古之气。从而形成了他碑帖结合，雄浑中藏精巧、稚拙中透灵气、线条流畅多变、结构稚拙自然的书法风格，于生拙浑古中透露出一种奇宕放逸的意趣，给人以新奇之感。著名书法家王镛评价他入展《全国首届册页展》的作品时说：“这件作品能够取法八大山人章法，以赵之谦手札字势为基调，融会二王与墓志，用笔动作丰富、点画精到，是一件较为成功的作品。”

　　现在，崔富川把“临摹追求古人神韵，创作做到回归自然”作为自己的自觉追求，默默地行进在不断超越自我的书法旅途中。